海报新闻记者 李萍 济南报道

　　“很多人不知道，在厦门大学图书馆里，有一套被称为‘镇馆之宝’的特殊收藏。”山东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俞凡回忆道。

　　这套收藏名为“末次资料”，是由日本人末次政太郎搜集与整理的有关我国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外交、社会、文化等方面的报纸资料（1913至1940年），涵盖中、英、日三种文字的16万余篇报刊文章。

　　那是2012年，俞凡刚从厦门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不久。导师对他说：“你是厦大毕业的，应该弄清楚这到底是什么。”这句话开启了一段长达数年的研究之旅，最终成果之一，便体现在他的新著《面具之下：近代日本报人对华情报活动》当中。

　　冷门资料的新发现

　　俞凡的学术之路与档案结缘甚深。他的博士论文因深入使用海外机构所藏的一手历史档案而备受好评，这让他深刻认识到原始史料的价值。

　　“末次资料”是前日本末次研究所留下的剪报合集，卷帙浩繁却用途不明。季羡林等学者曾对其给予高度评价，但在当时，尚无人系统研究过。

　　2013年初，俞凡从在日本留学的学生那里得知，日本外务省的档案已在“亚洲历史资料中心”网站公开。这两条线索交汇，让他找到了研究方向。

　　“我开始像侦探一样，在日本外务省档案中寻找与末次政太郎相关的记录。”俞凡说。末次政太郎是这套资料的收集者，一位在华活动近四十年的日本报人。

　　档案中的历史拼图

　　研究过程充满挑战。“越想知道的你越知不道。”俞凡坦言，历史研究常常面对信息缺失的困境。

　　他举了一个例子：在研究一份民国时期的信件时，遇到了“请勿交前途”这样的表述。“‘前途’在今天已经没有这个意思了。”他花费不少时间才弄清楚，这是当时对“掮客”的一种特殊称呼。

　　这种对历史语境的理解和把握，成为他研究方法的核心。“你要回到那个历史现场。”俞凡强调，很多当时的表达方式，今天已经难以理解。

　　作为博士生导师，俞凡特别注重将这种研究方法传授给学生。他经常和学生讲，历史研究需要“侦探眼”，要能从碎片信息中拼凑出完整的图景。在俞凡看来，培养青年学者严谨的史料解读能力，与产出研究成果同样重要。

　　正是基于这种严谨的档案研究方法，俞凡陆续发表了多篇相关论文。随着研究的深入，一个问题逐渐浮现：末次政太郎不是孤例，近代有许多日本报人在华活动，他们的身份和角色值得深入探究。

　　从论文到专著的转变

　　2015年，俞凡将多年积累的研究成果进行系统整合，申报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。得益于前期的扎实研究，他将多年研究心血汇编完成了《面具之下：近代日本报人对华情报活动》的初稿。

　　俞凡介绍，书稿经过反复打磨，从最初的框架到最终出版，经历了严谨的修订过程，以确保内容的精准和学术严谨性。

　　与他的第一本专著《新记〈大公报〉再研究》相比，俞凡认为《面具之下》具有更广泛的社会意义。“你只要是个中国人，你肯定都知道甲午战争、抗日战争。”他说。

　　学术研究的公共价值

　　在俞凡看来，历史研究不应只是学术界的对话，更应该贡献于社会的集体智慧。“这些东西社会是应该知道的。”他多次强调这一观点。

　　如何将艰深的档案研究转化为公众可读的内容，是他一直在思考的问题。俞凡认为，艰深的历史档案与大众阅读之间存在着一道需要精心搭建的桥梁。

　　在他看来，这些研究中有许多内容适合进行影视改编，能够以更生动的形式呈现历史。“你像末次政太郎、宗方小太郎的故事，其实都是非常棒的影视改编题材。”俞凡认为，这是实现学术成果社会转化的可能路径之一。

　　《面具之下》的出版，正是这种学术公共化努力的一部分。俞凡希望，通过这本书，读者能够更深入地理解一段复杂的历史，从中获得对当下的启示。

　　历史学者的使命

　　对他而言，历史研究的价值不仅在于还原过去，更在于为当下提供思考的参照。每一页档案背后，都可能隐藏着改变我们认知的故事。

　　俞凡格外重视研究的传承意义。他认为，青年学者不仅需要掌握研究方法，更应当理解历史研究的公共责任。“我常对学生说，我们挖掘历史，不是为了沉湎过去，而是为了照亮未来。”

　　采访结束时，俞凡认真地说，“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怎么能让社会去了解这些东西。”这句话，道出了一位历史学者最朴素的愿望。他认为，当前社会传播的一些历史信息往往流于表面，而学者有责任提供更扎实、更深刻的历史认知。

　　尽管面临转化渠道有限的现实挑战，俞凡仍坚持这一理念。他将这些历史研究视为一种可以传递下去的“星火”，希望通过自己的工作和学生的传承，让这些被遗忘的历史片段重新进入公共视野。

　　档案馆的灯光下，俞凡继续翻阅着那些泛黄的档案。在信息爆炸的今天，这位学者选择回到历史深处，从最原始的档案中寻找答案，为理解过去、思考当下提供着不可或缺的参照。